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增長幾有起落，但政府醫保的擴容卻成為全球的現象。政府醫保的擴張一方面受到經濟增長強勁所帶來的對弱勢群體的普惠性，更重要的是老齡化帶來的參保人群的結構性改變。隨著新生人口的下降和退休人群的上升，醫保需要承擔的支出壓力越來越大，但繳費的總人數卻在下降，這就需要盡量擴大醫保的覆蓋人群，從而將整個資金池做大。

另外一方面，由于地區經濟發展差異，不同地區的醫保收支差距日漸擴大，這迫使醫保提高統籌層次，以避免部分地區出現虧空。雖然在這一過程中，財政補貼的力度將加大，但也意味著將較為年輕的人口吸引進來，從而保證醫保的可持續性。

隨著政府醫保的擴大，其對市場的影響力也在日漸增強，特別是對服務方和產品的控制力度將加強，從而推動整個醫療市場大規模的變革。

首先，在對整體醫療市場改革的切入點集中在支付方的整合上。無論是美國這樣的商保為主的國家，還是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地區性或行業性的社會保險為主的市場，支付方內部的整合都在加速。在市場化的美國，行業集中度越來越高，商業健康險最后集中整合在五大保險公司手中。而隨著地區和行業差異越來越明顯，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醫保最后都歸并到全國的層面進行統籌，以平衡地區差異帶來的支付能力差異。中國市場也概莫能外，隨著新農合醫療保險的支付壓力越來越大，將其與城鎮居民醫保合并成城鄉居民醫保就成為現實的選擇。

隨著支付方的整合加大，其對服務和產品的談判能力得到增強，這是醫療體系改革的最重要背景。原先分散的支付體系很難通過自身的體量來要求市場完全按照自身的規則改革，在擁有了巨大的體量后，支付方不僅可以發展保證資金池的可持續性，也可以保證給市場注入持續改革的動力。

其次，支付方在獲得話語權之后往往首先對醫療服務進行結構性改革。從各國實踐來看，采取混合支付模式是主要的改革方向。這包括門診按人頭付費、住院按病種付費和按床日付費，以及一部分復雜項目或不可量化的服務繼續按項目付費。一般來說，實行強制轉診的地區實行按人頭付費較為容易，但不強制轉診的地區更多的是依靠點數法來對門診進行有效控制。而在住院改革上，以DRG為代表的按病種付費普遍獲得成功，有效的控制了住院這一主要的醫療開支。大部分以政府醫保為主的地區都實行總額預付，這有效的避免了服務方規避混合支付模式，比如讓病人反復住院等手段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在中國的醫療結構改革首先集中在藥價，這是因為中國藥品開支占到整體開支的將近50%，要調整醫療市場結構就必須改變藥品開支占主導的地位。中國對藥價的改革主要通過以量換價來實施，以招標和談判的形式通過給予一定的采購量向藥企要求藥價的下降。從東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未來階梯式降價不可避免，每年根據用量來調整入圍產品的價格將導致醫保支付價持續走低，最后推動藥品總開支的持續下降，有助于調整醫療服務價格。

再次，醫保精細化管理能力提升。無論是點數法，DRG還是按人頭付費，這都需要精細化管理工具的輔助，這有助于醫保從原先的粗放式管理向精細化管理轉型。不過，在中國進行精細化管理仍然面臨幾個挑戰。第一，醫療數據的分享還比較困難，尤其是高等級醫院的醫療數據目前大都還處于孤島狀態，這對控費工具的完善帶來了一定的挑戰。第二，精細化管理工具的使用需要醫療服務市場具備一定競爭性，現在醫聯體的發展不利于市場競爭，難以發揮出管理工具的效果。第三，在對藥價管理上，精細化管理工具還相對欠缺，如何根據國際經驗開發出符合中國市場的價格模型將有助于藥品市場整體結構性調整。

總體來看，隨著老齡化、醫療技術進步導致治療成本上升和經濟發展推動支付能力增強，醫保壓力進一步提升，這迫使其增加覆蓋面并提升統籌層次，推動了自身對市場的影響力。隨著醫保話語權的提升，整個醫療市場將發生結構性的變革，這一變革帶來的不是簡單的控費，而是在支付模式的改變下，醫療服務和藥品原有的發展模式被逐步改變。